次相传授又称为转相传授，是由教师向高足弟子或者先入学的弟子传授学业，再由这些人分别转授给其他弟子，以次推广。史书记载最早采用这种教学方式的是西汉著名经学大师董仲舒：“弟子次相受业，或莫见其面。”东汉郑玄拜师于名儒马融门下，一直是由马融的弟子转授学业，三年竟然未见到其师一面，仍然刻苦学习。有一次马融遇到一个计算难题不能解决，有人推荐郑玄善算，郑玄解出了这道难题，得到马融赏识，从此才得以亲随其师受业。次相传授虽然有得不到教师亲授的缺憾，但是以学生代为教师传授，可以使教学对象以几何级数的倍率扩展，尤其适用于识字等标准化、规范化的教学。中国二十世纪前期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，在开展乡村教育活动时采用的“小先生制”，就是继承了次相传授的方法。
除去初级阶段的蒙学以及专业学校外，古代高级程度的学习都是以读书自修为主，因此古代教育家高度重视对读书自修的指导。孔子提倡“学”与“思”并重；孟子主张“由博返约”，要以博学为基础，又要善于简约，掌握要点，提取精华。朱熹向弟子传授的读书法，被概括成六条：一是循序渐进，书要按次序一本一本地读。二是熟读精思，书要读到如同自己写的一样的熟练程度。三是虚心涵咏，读书不能抱主观成见，要真正领会作者的意思。四是切己体察，读书是为了自己增进学业和完善人格，不是为别人而读。五是着紧用力，读书就像逆水行船一样，片刻不能放松。六是居敬持志，一定要有敬业的态度和远大的志向，读书才会有大的成效。朱门后学、元代程端礼编纂了《读书分年日程》，按年度详细列出阅读书目及要点，是古代系统完整的读书计划。
苏湖教法由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创立。胡瑗是宋初超越汉唐经学传统而开辟新学风的先驱之一，他先后掌管苏州、湖州两地官学，本着“明体达用”的原则，既重经学理论造诣，又重治国实用，对学生进行分斋教学，故有苏湖教法之称。其措施是在学校设经义和治事两斋，经义斋学习儒家经典理论，按各经分科；治事斋分为治民（民政、刑事等）、讲武（军事、武备等）、堰水（水利、灌溉等）、历算（数学、天文、历法等）等科。学生可以主修一科，再兼修一科至数科。这可说是最早的分科教学和主副修制度。胡瑗对自己和对学生都要求严格，一丝不苟。教官有公服，但不像其他官吏那样必须要求穿着，而胡瑗在校一贯穿公服执教，即使在酷暑天也不例外。胡瑗的弟子行为举止规范严谨，即使混合在一般人群中，也很容易显露出来。在范仲淹主政时，苏湖教法一度被引进太学，从而影响大增。